英女王去逝，部分港人表現出比失去家人還要痛苦，於是，久違了的英國圖騰、殖民反殖的爭論又再出現，其實，答案並不複雜，道理非常簡單，沒有英國的佔領，就沒有香港的相對繁榮，更清楚地說，這是港人潛藏的小我情結，在某些時候，如女王去世，它就會走出來，並和民族復興大潮流格格不入。
在英國向東亞殖民的過程中，充滿了欺詐、屠戮、搶劫、不仁、邪惡，中國深受其害，但唯獨香港不單不是主要受害者，還是寥寥無幾的得益者，並起着助紂為虐的作用。
奪佔香港，使英國控制了進入廣州和華南地區的門戶，擁有了進一步對中國進行經濟、軍事侵略的戰略據點；也使其殖民範圍向東亞推進了一大步，為其爭霸遠東提供了重要條件。就在英國強佔香港不久，廣東民眾義憤填膺，自發地組織起來準備收復失地，他們提出「夷不可信，和不足恃，香港不可不復。」士人們也紛紛賦詩作文，宣洩一腔怨忿。
從那時起，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無不以丟失香港為奇恥大辱。報人查良鏞曾經憶述在小學讀書時，歷史老師講到鴉片戰爭中國慘敗割地賠款時掩面痛哭，他和小同學們也跟着哭泣的情景。他說，這件事在我心中永遠不忘：「我們這一代中國人，從來就認為收回香港是天經地義的事，即使要我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。」
但這段歷史記憶在部分港人的心裏卻有着截然不同的詮釋。
心理學有一種稱為「斯德哥爾摩」的症候群（Stockholm syndrome），此症源自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宗銀行劫案，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。他們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况，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，他們便不勝感激。他們與劫持者共命運，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，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。以這種症狀來分析港人對英國的微妙心理是最適合不過的。
英國人和香港人起初便是劫匪和小人質的關係，父輩打了敗仗，小人質被養在仇家家，訓練成搶劫家族財富的能手。19世紀香港經濟和財富的增長主要得益於兩個方面：
一是鴉片走私。英國佔領香港後，這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鴉片走私巢穴和貯存、轉運中心，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幾十年。僅1845年，就有80艘裝運鴉片的快船往來於香港。1888年，輸入香港的鴉片多達7萬1512箱，絕大部分被轉銷到中國內地。同時，每年有價值數百萬元的白銀由中國內地經香港流往國外。外國鴉片販子和港英政府都是這種毒品交易的最大受益者。1880年前後，僅港英政府每年徵收的鴉片包稅銀即達20萬元，在其稅收中佔第二位。
二是苦力貿易。據統計，1851至1872年間，從香港運往美洲、大洋洲和東南亞的苦力華工總計為32萬349人。而每販賣一名華工到美洲，人販子即可獲利200多元。從1883至1898年，經香港去外國的華工累計達99萬1568人；同期，從國外經香港回內地的共157萬332人，他們每年攜帶上千萬元甚至更多的財富過境，這也給香港經濟注入了活力。
形象地說，香港的相對繁榮是小人質幫着劫匪搶奪其家族，從中分得了微薄的賊贓。有了這個起點，小人質感情上對同胞自是狐假虎威，經濟上又有賊贓之得，所以，部分港人對英國殖民統治不僅沒有抗拒之心，由於長期相對其他華人社會表現得更富裕、更體面、更西方，自然發展出一套扭曲病態、助紂為虐的歷史觀。
不過，這種歷史觀也只能偶爾發作，這個世界還是實力說了算，當原生家庭經不斷努力，已成長成世界二強之一，而劫匪則成了衰竭老人，自身難保。在此起彼落下，部分港人今天廉價的悼念，只將會是來日可笑的談資。
文：悠 然
學研社成員，香港七十後傳媒人，港大經濟系畢業生，從事媒體編、寫、評、教工作達二十年，擅長發掘繁雜時事問題背後的故事，現爲自由撰稿人，幷把過多的好奇投入到中國近代史研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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